今年10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云南著名作家李霁宇的长篇小说《壁虎村》。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本内容相同，甚至连目录和内容介绍也相同的《村画》却在一些城市提前上市发行，在该书的右下角有“中国文联出版社”字样，而作者署名为“陈忠实”。作为当代知名作家，陈忠实的作品曾多次被盗版，而这一次与往不同，不仅是盗用其名，更使不明真相的读者误认为陈有冒名顶替原作者之嫌。面对如此猖獗的盗版行为，作家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2000年伊始，心里也跃跃着送旧岁迎新春的欢悦。有朋友自陕西秦岭南边的安康市打长途电话来，开口便有嗔怨之情，说出了新的长篇小说，起码应该给朋友打个招呼。我便问怎么回事。他说他到安康市开会，逛书店时发现了一本名叫《村画》的长篇小说，署着“陈中实”的名字。我便告诉他，你既然看清楚了那个“中”字与我的“忠”字的差别，为什么还要报怨我呢。我随之又给他解释，中国这么多人口，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即使有一个完全和我的名字相同的人（中字有心）出版长篇小说，也不奇怪。朋友能否接受我说话且不论，反正从我处证实了一个事实，《村画》不是我这个陈忠实的作品。
给朋友解释过后，自己心里却泛起了嘀咕，总觉得这事怪怪的。此前我刚刚读完一部长篇小说，这是近两年间在读者中反响最大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一，跟着屁股上市的《村画》，是否有秃子借着月亮沾光有克隆复制之嫌，再加上一个只比我少一个心的作者名字，我也隐隐产生了某种欺诈的怀疑，然而却说不出口。在我居住的街巷不远的一家书报摊上，我想随意买一两份报刊，老买主了，摊主告诉我，你的这本新书卖的很快。我问那一本。她说《村画》。我问还有吗？她说没有了。我想见识一下或买一本留作纪念，竟不成。
这事也就过去了。直到今年11月中旬，我到秦岭南边的汉中市开会，随行的同事诗人苑湖告诉我，他逛一家个体书店时，看见了一本署着我名字的《村画》。我顺口告诉他，那个作者与我是两个人，那个人没“心”。苑湖强调说，有“心”哪，和你的名字那三个字一模一样。这家书店就在我们下榻的小餐馆隔壁，我们在街上说着这话时就走到了这家小书店门口，便走进去，便要《村画》。我一看，厚厚的一部长篇，书名果是《村画》，作者的名字为陈忠实。终于把“心”安上了。售价高达40元，而且绝不打折。
这事也就过去了。《村画》署上安上了“心”的忠字的陈忠实，终于浮出水面也就说明了我对那个没安上“心”的中字的欺诈的隐忧，也就是最终把我说给朋友的那一番同名同姓的话拽出通常的生活经验之轨，我的好意还是被击碎了。尽管这样，我也不当一回事；只有不当一回事，这事自然也就过去了。
我之所以能够把此类事不当一回事，原也不完全是我的宽容和大度，原也不完全是我不负责任到连自己的基本权益也不管不顾，原也不完全是我无知到连中国已出台多年的著作权法或版权法都不晓得。我只能说，我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了，自然也就不当一回事了，这事也就过去了。且看这几年我经历过的有关盗版的大事记：
一、1993年夏天，《白鹿原》在西安举行首发式后10天，发现盗版书开始出现销售。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带员亲临西安，越查越渺茫，垂头丧气回到北京，了事。由此开端，盗版《白鹿原》便蜂拥般倾泄到市场上，我所见到的各种盗印本不下10种，其中最差的一种竟然连现代化学符号都挟裹在文字中印出来，令我大跌眼镜的同时也大开眼界。笼统有多少印数，恐怕永远都是一个无法估计更无法统计的谜。8年下来，我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参加笔会，几乎每到一地都要为闻讯赶来的读者所持的旧存的或新购的《白》书签名，而在拿来签名的书中，几乎有一半都是盗印本。大中城市且不说了，包括边远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白》书的正版本和盗印本同时行世，我便也学会了“换一角度看”当今中国的事，不也正说明了《白》书深入读者层面的广度和深度么？于是便对盗版本《白》书照签不误———读者无辜。
二、1999年某日，儿子从西安某书摊上购回一本《陈忠实文集》，赫然放到我的眼前，笑着说，你大概还没见过你的这种文集。我一翻阅，内文用小号字印刷，我即使戴上花镜看起来都很费力。一本文集，收编了我的几乎全部的短、中、长篇小说，约150万字。标价我已记不清了，儿子说他只花了10元就买来了。我已习惯于阿Q式的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花10元钱就可以把陈某的小说一览无余了，于收入不高的读者当为一件善举。之后，我在一条小巷吃早点时，看见一女人拉着三轮车卖书，便走到跟前观看，一眼就瞅见了儿子买回的那种版式和我的文集，和我的文集并列为伍排放着一长排版式相同的文集，都是中国现时最具影响声誉的男女作家。我悄悄离去时又有了阿Q式的得意，我能和这么多名家一起被盗版且能摆列在一架三轮车上，真该荣幸一把。
三、1996年夏天，我应邀到常州签名售书，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中篇小说集《四妹子》的盗印本，封面上印着一幅像旧时年画上的那种乡间美女，吓我一跳。这部中篇集是1989年出版的，1996年被人再次挖掘出来盗印赚钱，真是费了心思了。
四、大约90年代中期，西安和北京等大城市的书摊上出现了一本《帝京》的长篇小说，第一页上印着一张三人围坐的照片，附着文字说明，大意为陈忠实贾平凹和老村在构思本书。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动员我打官司。我就笑了，人家在书上没有署咱们的名字，照片说明文字只是含含糊糊，算是颇费了一番心计的比较高明的擦角球，可以作多向解释。况且，这类书里所附注的出版社、印刷厂肯定全是假的，即使想打官司，找鬼打去。你想指望“有关部门”追查吗？我早都全部丢失对于“有关部门”的信任了。这是第一次盗用我的名字，挠挠掖掖，尚未达到明目张胆。
还有一些不便提的类似的事，恕我不提。
到了2000年最后一月的头上，百花文艺出版社徐丽梅打来电话，询问《村画》一书的事，我便把我所经见的如上述情况如实汇报，把署名里的未安上“心”的中字演变到安上了“心”的忠字的过程也汇报的。徐丽梅随之告诉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壁虎村》，作者是李霁宇。《村画》是《壁虎村》的盗版本，改了书名而已。作者署名先为陈中实后再为陈忠实。经我与徐丽梅对证，盗版《村画》竟然在正版《壁虎村》之前大约半年出版行销，真带上了某些传奇色彩。
至此，这件事的性质有了大变化。原以为什么人自己写了《村画》，盗用我的名字促销，如此而已；现在很清楚了，什么人盗印了李霁宇先生的作品《壁虎村》，又盗用了我的名字，李霁宇先生既不能得利（版费或稿酬），又不能出名，比之我的作品被盗损失更惨重了；那么我呢？我被结结实实绑在冒名顶替原作者的不大光彩的那根柱子上了。尽管李霁宇和徐丽梅心知肚明，然而《壁虎村》和《村画》同时行销图书市场，不知底里的读者会怎么看呢？我和李、徐三人到那儿去解释这一黑幕呢？
事情把人逼到这一步，习惯于吟咏“这事也就过去了”的我，这回看来是难以过去了，不单是徐丽梅代表百花文艺出版社催我说明真相。既然我第一次出面说关于盗版的事，那么不妨揭示或请求“有关方面”，不单是我的书被盗版盗印，凡有影响的作家和稍微畅销的作品，，都有被盗版被盗印的事情发生，各种盗版本几乎覆盖了大小书摊，有的竟堂而皇之摆进国有新华书店的书架，难道没有目睹和耳闻吗？盗版盗印之猖蹶已成泛滥之势，“有关方面”还能安之若素让其继续闹下去么？
近闻重点开展“打假灭黑”，令人震惊的河南棉花掺假事件和掺油有毒大米的被揭露被追查，给了人震惊的同时也给了人信心。而管理出版的“有关部门”能否借国家“打假灭黑”的行动，在图书出版系统给作家和读者一点信任呢？
无论如何，我终于把这事说了，说了自然也就可以过去了；过不去，又若何！
2000．12．12于礼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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